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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007 文化的向心力—1月31日,拜访北京四合院日记一个不尊重历史的民族是得不到历史的尊重的,但是如何尊重历史才是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
——题记 昨天和才女聊天提到了北京的名片-胡同的问题,正好我姑就住在西城的胡同中。 今天和母亲去积水潭办事。突发奇想去看看大姑。 我虽口头上说这不是很礼貌,但是也想去看看,因为我没有深入拜访过老北京的四合院和胡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个人觉得,人类智慧的结晶分为三个层次:语言,语言背后是文化,文化背后是艺术。 胡同、四合院是北京的语言,北京的文化,北京的艺术。所以,胡同是北京的精华。(有点柏拉图的感觉) 大姑家住在西城区刘海胡同抑或延年胡同,这个实在是太多了具体的忘了。但是记住了大姑家对面是庆王府,庆亲王我倒颇为熟悉,得益于前几年央视播出又被禁播的《走向共和》和《正说清朝十二王》一书。庆王奕劻,道光十八年生人,民国六年年病故。第一代庆亲王乃乾隆十七子,嘉庆帝同母弟,永璘。第二代庆王是永璘三子绵慜,郡王。第三代庆王奕彩,永璘侄子过继,后被夺爵。道光二十九年,永璘第六子绵性之子,也就是我大姑的祖上邻居,奕劻袭辅国将军爵。居住在道光朝大学士琦善故宅。书中记载是北京西城定府大街西端路北。 这位我大姑的祖上“邻居”一路扶摇直上,升为贝子、贝勒、郡王、亲王,庆王和李鸿章一样,是晚清著名的外交家,庆王府也成为晚清的政治中心,负责了辛丑议和(电视剧里李鸿章对庆王说:这个字还是老夫签吧,这是要留下千古骂名的,庆亲王还要为西太后为皇帝协理大政,那段),光绪二十九年荣禄病逝后,奕劻成为军机处领班大臣,位极人臣。宣统三年废除军机处后成为清朝首位内阁总理大臣。 奕劻是满族中为数不多的主张满汉一体,意识形态较为模糊的皇室成员,是中国近代史上懂得世界的杰出外交家,也是晚清著名的“贪官”,是清末最后三年对中国历史进程起到了重大作用的关键人物,也是大清最终亡国的一个诱因。 回归正题。 每一个四合院的背后都有一段历史故事,庆王府的东侧是梅兰芳故居。这里确实是名人辈出。北京有西城贵、东城富、崇文穷、宣武破之说,说得就是西城达官贵人多,东城富商富贾云集,而南城前门外是贫民百姓的居住地,按照清制,非旗人不得住在内三城,所以崇文宣武绝大多数是汉人,中南海对面的宝月楼(已拆除)就是当年乾隆皇帝为香妃(一说容妃)盖的府邸,因为香妃不是满人,所以不能住在北城,就是这个原因。 当然,我对北京城市建设尤其是内城建设的知识知之甚少,只能说说皮毛了。 先说说大姑的居所,在横向三条胡同中有两处,一处是原有的居所,北大医院的公房,算是一处小院。就是庆王府对面延年胡同。另一处是她们几年前以近一万一平的价格买下的小院中的三间房,当然这里据说一万五一平还供不应求,好家伙,赶上朝阳公园的房价了。 在屋里感受到一种宁静,院子里有一棵树,很高大,貌似是柿子树,屋内自然已经换上了现代的玻璃,按了空调等一系列貌似和胡同文化不相称的东西,如果不是出屋,感受不到这是一处很古老的平房,当然,这里的供暖还是要靠烧煤,不过貌似有种新产品的煤炉,说是安全100%。就当是吧,我从不相信100%的东西。 大姑说这个院宁静,但是那边那几间房就不那么美妙了,邻居经常为了倒痰桶一类的事情搞的很不愉快,但是关系又尚能维持在一个微妙的状态中,这就是中国人的生活距离哲学。僵硬的邻里关系关系抑或亲和对于这种距离生活的人们来说,或许都不是最佳的选择。 当然,短短半个小时的突然拜访,根本不能体会这种生活的真谛。 大姑对这个小院很满足,我问周边的商业,她说很好啊,有护国寺的菜市场。我问交通,也回答很好,走着可以去后海,我问有没有大型商业中心,我大姑很奇怪的说,要那个东东干什么,有教堂能让我去礼拜就好。我愕然,才大悟我们的谈话不在一个维度上。当然我很敬重像我大姑的这种人,后文还有表述,暂略。 从城市建设学上来说,轨道交通通达度、万米以上商业辐射区的相应商业规模好像都很难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标准(新街口那里倒是有)、主干道、干道的人均体量也非常小,似乎我们生活的24小时热水、保安之类的东西在这里都不存在,当然,存在也不一定就是好事,有保安也不一定安全,只是意念上的主观判断而已。 这里有什么,有一种沧桑和厚重感,有一种文化的内涵,这不是空话,感受的到的,而且很明显。有老北京的文化和文化的同合力(出租的那三间房都是南方人,但也京味十足)。 曾经在高中和一个京迷(也是相当有深度的一个人)合作过做过一些调查,他带我们去过崇文的褡裢火烧(就是白景琦和孙子去吃的那个地方)宣武的宣南文化发祥地—天桥,那里更有北京味,因为住的都是真正的老北京。他请过一个法国保护胡同的专家叫华什么来着,还执著的发动同学的保护胡同的签名以至于备受学校压力。令我很佩服。 当然,我也看到了55路所走的道路因为拓宽已经拆了不少胡同,也看到很多地方的胡同正在不断缩水,前不久一个关于北京胡同的调查报告出炉,真正还可以称的上胡同(而不是像岛一样的居住区)的已经为数不多,且全部集中在二环以内。 这是令人震惊的,因为一个不尊重历史的民族是无法得到历史的尊重的,这个论调已经被无数人说过了,我就不赘述了。 我也提出自己的思考,作为保护北京名片的部门,你们是否想过,居住在没有抽水马桶、没有统一供暖的居民小区里的居民是否有承担保护古迹的义务?在北京定位尚且不明确的造城运动中,这些历史的力量究竟能否代替武器的批判? 很多老外来胡同旅游,包括我的故乡的一些发小来,都是说,胡同好新鲜啊,没见过。新鲜,究竟是什么新鲜,就像红高粱一样,我想他们眼中的新鲜绝不是敬重而是一种好奇,甚至连好奇都谈不上的心理优势的表露。就像我们去傣寨看吊脚楼、去福建看土楼、去非洲看食人族——你看!他们住的房子好特别啊!这句话背后的台词就是,他们真落后啊,竟然住这样的地方,不是么?说白了,就是一种心理优势的流露罢了,中国人呢,总喜欢迎合外国人的这种心理,不断地拍红高粱,两个馒头的血案一类的东西,你当人家珍惜你的文化?错啦,你什么时候去曼哈顿的时候你会说,哇!他们住的地方好好特别啊之类的话呢? 解决这些居民基本的居住问题是保护这些历史遗迹的根本办法,像好的如一些名人故居,差点的像我大姑对小院的改造,都还称得上是民间的保护力量,这种保护,是基于一种潜意识的非自觉地保护自己住宅的目的,恰恰是这种出于经济人的本能,才是传承历史的最好载体。 曾经看过清东陵被盗的日记,悲愤之余写下了拙作《历史文明传承何之艰难》。多少文明的中断、多少精神遭受侵略而不完整,深深地告诉世人,要尊重时间凝结的东西,但是光有一腔热血,光有一种责任感,是迂腐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比如那个为保护胡同而奔走相告的法国专家,可敬重,但不会成器) 文化至少有两种力量,向心力和张力,前者是传承该文明的人对这种文化的认同所凝聚的,后者是这种文化以时间做积淀在空间上对其他文化的一种同化力。举例说,中国文人的“认死理”(皇帝立长不立贤等)就属于前者,而欧亚大陆中心的政权在取得沿海地区政权(比如元帝国和波斯帝国)后被这些相对先进的文化所同化。(也许有人认为文化不分优劣,暂不赘述) 文化有两种力量,那么保护文化也需要从这两种力量入手,保护文化的主体力量是“人”,我再提出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人性的本质是什么?”如果认清了人性的本质,也就是认清了保护文化的主体的本质,再认清了文化的本质和构成,就不难提出建议,如何保护这些濒临灭绝的历史传承。 人性的本质是一个哲学家永远争论不休的问题,我也有自己的思考,但是先不提个人的思考,我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中历史对今天的启示的一个章节中,找到了人性的本质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以1971年在棉兰老岛的、完全与世隔绝的岛上的食物采集者部落—塔萨代人为据,这个至少6个世纪以上和先祖过着同样生活的人的小型部落的最明显和最重要的特征是:他们完全没有侵略性。他们根本没有“武器”、“仇恨”“敌对”这样的词,不过自从与外部人接触后,他们开始急切的使用了波罗刀(用这种刀采集食物)而拒绝使用矛和弓箭(因为它们不能用这些东西采集食物)在采集的食物中对族群的每个成员进行仔细而平等的分配。 塔萨代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还是食物采集者,这与在农业革命前,即占人类历史80%的时间中,所有的人类身份相同,如果在这上万年的时间里全世界的人类都像萨塔代人这样爱好和平,我们就不能接受人类天生就具有侵略性这种带有普遍性的观点。 然而另一个发现却不能证实这一观点,发现萨塔人的同时又在巴新发现的Fentou人部族,这个部族成员都是凶暴的武士,他们不断的用弓箭进行战斗,杀戮同类。 塔萨代人和芬图人的矛盾同样出现在美洲印第安部落,Comanches 和 Apaches将他们的孩子培养成战士,而Hopis和Zunis却至今仍在培养他们的小孩过着和平的生活。 历史纪录显示,人类生来既不爱好和平,也不喜欢战争;既不倾向合作,也不倾向侵略。决定人类行为的不是他们的基因,而是他们所处的社会教给他们的行事方法。心理学家Albert Bandura就曾专门进行这项研究,他总结说,人类是“一种能被社会影响塑造成许多表现形式的潜在能力…”侵略性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和不可变更的特性,而是一个鼓励侵略的社会环境的产物。 社会行动的发生并不是因为人类本性,而是因为人类社会。而人类社会又是由人类组成的,因而它也可以由人类重新构建。这就是人类学家阿什利 蒙塔古总结出的关于人类本性的要旨“毋庸置疑,我们生来就具有基因所赋予的作出各种行为的潜能,但这些潜能变成实际能力的方式则要取决于我们所受的训练,即取决于学习……我们真正继承的是塑造和完善自身的能力,我们不是被动的接受塑造,而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花大量的篇幅把人类学的一些基本观点介绍,是因为经济学是以“理性人”为基石,考虑保护文化传承的根本途径是需要考虑理性人的本能思维。 回到我们的胡同文化(文明是一个整体,胡同用文化这个词最为合适)主题上,先想想大清朝乃至上溯到北京建城的历史总计占北京90%以上的时间为什么胡同没有遭到破坏。有人会觉得讨论这个问题多余,那个时候有谁会来破坏自己的家呢。正是如此,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把胡同当自己的家,没有人会破坏自己的家园。那个时候没有规划部门、没有市政建设部门、更没有那么保护古迹的论调,但是古人做的比我们好的多。 这是为什么?我仍以人类学家的观点解释这个问题,因为农业生产的聚集到制财富的增加使得可以争夺的东西实在太多引发了人类的争斗,反作用于社会使很多代人开始继承这种侵略性,同样,城市的发展和聚集的东西实在太多,引发了人们拼命放弃旧的去追求新的事物的基因,并作用于自我们上一代开始的许多代。 举例说,我没有住过胡同,但我能体会到一些住在胡同里的人(大多数人,像我姑这样虔诚的基督徒暂且除外)的心理状态,一方面他们以古居的深邃和厚重展示于世人,并以此沾沾自喜,另一方面在他们内心深处又无时无刻不在抱怨自己烧暖气、夜里如厕用痰盂、邻里居住过于密集所带来的矛盾和不便。前者喜的是一中空洞的文化向心力,事实上这种东西根本不能叫文化向心力,因为99%的人对文化只是生活的一种感觉,不是人人都是季羡林,不是人人都是国学大师,所以这种喜,不过是这些胡同的老居民们一种掩盖心理劣势的手法罢了;而后者是发自内心的,是文化的黑洞,吸进去的是破碎的虚无。两种力相抵,明显是文化离心力占优,文化开始散漫,破败。于是乎,没有人在意那青砖绿瓦. 居民们也开始占用公共的道路,不盖白不盖,拆旧立新。“本来我就差这劲呢,我得找补回来”自己就在毁上了,因为那不是他的家。于是乎很多人开始呼吁政府保护胡同,呼吁立法,呼吁芸芸不值一提。这些措施固然不是不管用,只是被动的措施很难保证传承下来的文化在我们这一代不被葬送。
北京乃至中国在29年的时间发生了太大的变化,这种激荡的社会变化使中国社会人性的各个方面表露无余,最经典的就是所有的人都以仇富的愤青自居,但是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成为那个被自己仇视的富人,还有比如禁止赌博全国却在发售彩票等等。稍微偏一点题,前段时间报纸上刊登的标题就是“一人多房”导致房价上涨,我觉得这是一个导向性的错误,说严重了是对二十九年来的成果的根本否定。财富是更美好的建设未来社会的基础,拥有财富应该是社会所鼓励的,而政府把自己的不作为(没有建立廉租的住房保障体制)的责任推卸到富人身上,或者说推卸到一部分公民身上,挑动阶层的对立,是极其愚昧的。 “跨世纪的中国大陆,兼有生气勃勃和缺规少矩两大特征。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实验场,演练着人类经济史上最盛大的凯旋华章。政府忙得满头大汗,艰难地控制着中国改革的“方向盘、油门和刹车”。同时,要论冒险家的乐园,创造神话是可能,以及巧钻制度空隙发横财且能成功逃税的自由放肆,这也是一个不赖的时空。政府力所能及和明智地以局部次优为代价追求全局最优,为有惊无险地驾驭中国的改革之船提供了可能。 中国在和平时期最有成就也最惊心动魄的一段时间,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28年间——旧体制瓦解,新体制幼稚,政府选择以小乱为代价释放大乱的能量,在宏观上不允许中国走错一步棋。而微观略显失控的结果,导致了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得到最充分的展示。这期间,最神奇的创造、最动人的故事、最高尚的人格、最出众的智慧、最肮脏的交易、最卑鄙的计谋、最无耻的行径,素材之丰富,情节之曲折,过程之生动,结果之难料,足以支撑几代文学家对创作素材的需要。”(“”这段,摘录K.R MSN空间"神奇动人高尚出众肮脏卑鄙无耻"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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